我到奥地利打的第一份工是在中国饭店挂衣服。那时我正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学前班读德文,交完第一期学费后几近两袖清风。国际饭店老板娘把挂衣服的差事给我,
无疑正是雪中送炭。直到现在我还记第一天下工,手里提着沉甸甸的钱袋迈出饭店门坎时激动的心情。已经数过三遍了,四张纸票加大大小小的硬币,总共三百先
令。我在国内月薪不到一百二十元,这就意味着,在饭店挂一天衣服比在国内当两个月工程师挣钱还多。
维也纳技术大学化学系一个老教授经常来饭店吃饭,每次来都把帽子交给我,走时给不少小费。有一次他看我写德文作业,就问我到奥地利作什么。我告
诉他,我已经在维也纳技术大学注册,准备进修计算机软件。他对我说,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学专业要容易得多,现在学德文,要尽量讲德语,多作练习。于是我就用
德文讲述更多情况,他听我讲了一段时间,看着我笑笑说,“对不起,我听不懂中国话。”老教授走后,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垂头丧气达到顶点,学了一个多月德
文,水平再差也应该有几个词是对的,他听我讲了几个中国的地名,就以为我讲的是中国话,可见我的德文发音糟到何等程度。还有一个常来的客人,我和酒台小妹
都叫他“红背心”,因为他来饭店吃饭总穿一件红色的羽绒背心。他虽不挂衣服,每次来都向我问好,走时也过来打个招呼。有一次他离开时没说再见说了声“周末
愉快”。我听着挺新鲜一时愣在那里。他问我,“这句话你不懂吗?”我说:“您说这句话时,形容词词尾加S,周末这个词是以E结尾,可它是中性名词,不是阴
性名词。”他听后点点头,又道了声“周末愉快”笑着离开饭店。红背心以后再来,就把他的红背心交给我,走时丢一包糖或几快点心给我。他总是来去匆匆,我问
老板娘这个红背心的来历,她说,他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员,用的是单位统一从店里买的饭票,他们这些人中午休息时间短,店里人都不认识,只有他,因为穿了件红
背心比较显眼才记得。
晚上饭店开业时间长,来的客人大多比较清闲,一些常来到客人慢慢和我熟悉了。记得有一个金发女郎,每次来都带一条很好玩的狮子狗。每当那小狗按
主人的吩咐抬起前脚向我致意时,总是逗得我哈哈大笑。金发女郎告诉我,她的丈夫在奥地利驻法国使馆工作,她一个人暂时留在维也纳,有一次她来时我正在给家
里写信,她说她从不给丈夫写信,他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。从此每次来都问我,“有什么来自中国的消息吗?”我总能有几句话回答她,也顺便问她“有什么来自巴
黎的消息吗?”那一天她最后一次告诉我来自法国的消息,她的丈夫已经给他安好了一个家,她向我告别,带着她的小狗到巴黎去了。
有一天红背心和另一个细高个儿走进饭店,两人一直走到我跟前。红背心对我说,“让我介绍一下,这是我的女朋友,她叫爱丝丽。”那个叫爱丝丽的张
口说话,我才知道她是个女的,她整个一身男装,还留一个光头。红背心本人不修边幅,他的女朋友穿着更随便。爱丝丽对我说,她在维也纳大学搞计算机软件,因
为有一个和北京大学合作的项目,就要到中国去,很想认识我。红背心也被公司派到美国去工作,将和爱丝丽同时离开维也纳。他们走前举办家庭舞会,请我去参
加。那天我去的比较晚,我到时已有四,五十人聚在他们家里。那是一个一百来平方米的大房间,厨房,客厅,卧室全通着,只有睡觉的垫子没有床,只有熨衣服的
架子没有桌椅,地上落着许多书没有书架。红背心穿一件对襟儿的中国丝绸褂子请我跳舞,我说不会,他就一个人跳起快节奏的现代舞。爱丝丽有十一个兄弟姐妹,
她把那天到的五个全都介绍给我,她说,我是她的中国朋友。我对爱丝丽说:“亲爱的朋友,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,你的脸型如果配上长一点的头发一定会更漂
亮。”她摸摸自己的光头笑起来。
还有一个来吃饭的客人常帮我辅导德文,他是维也纳技术大学化学系的工人,总是等大批客人离开后才来拿他寄存的帽子。这时他总是问我,“学习有什
么困难吗?”我叫他“我的老师”,遇到的疑难问题就向他请教。他帮我把很多形容词都按正反义列出来,如好和坏,美和丑,善后恶等等。有一次我列动物名称,
麻雀,乌鸦,猫头鹰-----连鸵鸟都算上了,还不够十二种。他说自己也对鸟类没有研究,对超出德文语法之外的问题无能为力,老师和学生都笑了。
有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,红背心从美国写信给我。他的信写得很简单,只说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,到假期爱弥丽会去美国和他团聚,他们俩都希望和我保
持联系。我很感动,马上写回信给他。很快收到红背心回信,信中他对我能写那样的信大发感慨,记得他用到“奇迹”这个词。他写到,用这么短短时间德文会有这
么大的进步,这是个奇迹。其实他不知道,当我结结巴巴和他讲德文时,就能创造这样的奇迹。后来听店里的人讲,红背心从美国回来后曾到店里问过我,那时我早
就不在那里打工了。有一次,我从Neubaugasse经过,看到那个大铁门,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舞会,想到也许直到现在,“工程师BECKMANN”
还在门旁的名牌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人们会偶然相遇,我和红背心就是如此,时过境迁,我和他再没有联系。
春暖花开,人们换上清爽的春装,我在饭店挂衣服的工作也该结束了,那天我和“我的老师”告别,对他表示真诚的谢意,并告诉他,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老师,那是一个三岁的小男孩。
摘自:温州侨网